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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000多年前，唐代书生朱庆馀赶考，交完卷子不安心，写了首诗给水部郎中张籍，就是那个“恨不相逢未嫁时”的张籍，想打探结果。

　　一句“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”让小朱既得到张大人的力荐，中了进士，还成功跻身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堪称性价比极高的求职“个人自述”。

　　当代伯乐已高度职业化，他们叫HR，中文是人力资源(管理人员)，鼠标一点，回车一敲，可能决定一个人去往何方。

　　在我朴素的印象中，HR应当识人无数，老练狠辣，有最亮的眼、最快的手和高度信息化的脑子。然而最近，我接触到的一批HR，形象稍具颠覆性。

　　他们是一群头部互联网企业人力部门的实习生，20岁出头，仍是学生身份，主要负责筛简历。他们被多数时候更年长的求职者称为“姐”“老师”，一边试着“安放”他人，一边发愁“安放”自己。

　　企业存亡、经济冷暖、时代变迁……种种信号都藏在他们过手的简历中，可谓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他们面前，是论文登上顶级刊物的清华博士后、处于“食物链”底层的“双非”文科女、空窗几年的宝妈、人到中年突然下岗的父亲……在每天阅读的上千份简历中，他们看到了更真实、更复杂、更广阔的世界。

　　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江湖名叫“大厂”。我的朋友艾瑞克一进去实习，就见识了精致的饭菜、巨大的落地窗和闪亮的工牌。然而，“大厂”还有另一面，最忙的一个月，艾瑞克一周工作7天，每天12小时，面试20人，问固定的问题。他只想逃，觉得自己成了“嘴巴一张一合的机器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他可能称不上“机器”，只是“零件”之一，实习生们待在一间办公室里，没有独立的工位，共用一张大桌。

　　在“大厂实习界”，HR实习生被认为门槛最低，任何专业的学生，都可能在这里完成“上岸”。据人社部统计，我国目前有大约1000万HR，《2021人力资源从业者现状调查》显示，一半HR是其他职位转型而来。

　　实习生大多扎堆在招聘方向，筛简历、联系面试，很难有机会接触人力资源规划、劳动关系管理等更专业的工作。他们中的一些也只想“镀个金”，再赶往下一站。

　　北京大学某社科院系的李宁曾向搜索引擎抛出问题：“本专业毕业之后能做什么？”

　　答案显示“HR”。

　　去“大厂”实习后，她说“干一行不爱一行，祛魅了”。

　　实习期，李宁有时候一天读超过1000份简历，“筛选门槛和面试问题都是给定的”。没有人想要转正，“大厂”也没有给这些HR实习生“转正”的名额，但恰恰因为没有“竞争”，同组6个年轻人，关系很好。

　　在她眼中，“大厂”被人们赋予的标签一点点剥落，不像自媒体渲染的那么残酷，不会35岁就被裁掉，没有忙到无法忍受，也没有她幻想中的活力和创造力。李宁发现“大厂”也在科层制的逻辑下运转。

　　“只是螺丝钉的位置不同，并不改变大家都是螺丝钉的本质。”

　　最新的预测显示，202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约1187万人，同比增加29万人，再创新高。其中，博士生12.58万人，硕士生105.07万人。这意味着，扣除专升本、研究生招生人数，2024年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大约在990万人左右。

　　借朋友的眼睛，这千万人在我面前变得具体起来。

　　艾瑞克负责招聘内容审核员工，求职者大多学历较低，也有失业的中年人，他们是就业市场的“弱势群体”。

　　因为本身来自“双非”院校，艾瑞克看到简历里那些中年女性、大专生、冷门专业的“双非”学生时，会“惺惺相惜”。没有人知道他是实习生，和他说话时总是小心地带着敬意，很多人不主动询问薪资水平、合同细节，说什么就听什么，不反问，不质疑。

　　“我会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如果不是因为读研，我也和他们一样。”这是艾瑞克的心声。他总是怕他们“吃亏”，会忍不住在沟通时多交代几句，“担心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甚至家庭”。

　　还有些人，学历不低，能力不差，履历也光鲜，但因为家庭、年龄或中年被裁谋求转型，“大家都不容易”。

　　比起艾瑞克，阿布面对的则堪称“职场健儿”。

　　秋招简历，不少来自名校，阿布毕业于清华大学某工科系所，最擅长辨别“夸大技术能力”的求职者。他讨厌他们的“眼高手低”“自命不凡”，但也佩服他们沟通时能主动出击，讲究策略，表达诉求。

　　事实上，阿布也是今年秋招大军中的一员，也在接受审视和评判。他刚刚参加了一场笔试，发挥得不好，三道题只做出了一道。

　　在面试之前，所有求职者都是制式表格里的字符。李宁说，有的HR实习生还会在面试时故意用犀利的问题“考验”求职者，他们清楚谁的简历在“故弄玄虚”，谁又“言过其实”。同时，这些实习生又和求职者共享着同一种焦虑，会因为看到优秀的履历而感到自卑。

　　“今年太卷了。”有人说，本科生都很少见，研究生几乎成为基本门槛。一些热门的岗位如互联网运营，一个名额会有上百人竞争。在“大厂”HR岗位实习后，艾瑞克更努力了，他正在学习数据化相关知识，增强竞争力。

　　也有人通过他人求职的经历看到了“人生的更多可能性”，因而更放松，相信“再怎么我也能养活自己”。正如阿布所说，别人的情况看得多了，对自己的定位就更清晰。

　　李宁仍在追寻工作的意义，我听她滔滔不绝讲着补救型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区别，一时陷入恍惚，在这个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微的时代，那种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想象真的有可能实现吗？还是说，大部分人都在与现实的交手中选择先吃到面包。

　　我又想到了开头的那段千古佳话，诗诚然美得卓越，但诗背后那忐忑寻求答案的心情，从来都匍匐在地上。

　　张岳怡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 【编辑:叶攀】

　　一张被转借的银行卡，一个被租出的社交账号，一条用本人手机号发出的短信……这些号码“离开”实名注册人后，一部分被转向信息网络犯罪链条。不知不觉中，号码的主人已然落入“帮信罪”(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)陷阱。数据显示，近年来，帮信罪案件数量跃居各类刑事案件第三位，在校学生成为被不法分子盯上的重点对象。

　　因为一份兼职，丁凡说他的“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了”。

　　“只是借你的银行卡帮忙走个账，什么都不用干，每个月轻松赚几千。”由于毕业季课不多，彼时正在上大四的学生丁凡，打算利用兼职“赚零花钱”。在同学的推荐下，丁凡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份“银行卡转账的活儿”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基本工资5000元。

　　“刚开始跟我说是游戏客服，只用网上聊聊天，让买家充值游戏卡。”丁凡告诉记者，兼职没几天，公司“上司”就通知员工“拿自己的银行卡收钱转账”。

　　正是这则通知，最终让丁凡卷入了一起涉嫌帮信罪的案件。

　　日前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帮信罪司法治理的调研报告》。调研数据显示，帮信罪案件数量跃居各类刑事案件第三位，部分电诈犯罪组织甚至已经将在校学生作为重点发展对象。什么是帮信罪？为何此类案件近年频发？怎样避免“踩坑”？对此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。

　　因兼职卷入电诈黑灰产业链

　　“我被带进一间昏暗的小房子，里面乱七八糟摆了几台电脑，屏幕上只有一个游戏聊天框，其余什么都看不到。”丁凡回忆，最初他的这份兼职“事少钱多”，“会有玩家来问怎么充值，我只用给他们发个卡号。”

　　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丁凡的“上司”说公司准备拓展业务，要求兼职的学生拿自己或亲戚朋友的银行卡帮忙收钱，“提供卡的人每月多拿2000元提成。”丁凡说。

　　丁凡称，由于想观望其他同学的提成，加之自己的所有银行卡都暂存在老家，他并没有立即按照通知行动。“介绍我来的那个同学拿过来很多张银行卡，有他自己的也有家人的，他们几个人的银行卡流水有80多万元。”

　　“兼职不到3个月，同学被抓了。”丁凡说，直至案发，他才从办案民警处得知，那些打着游戏积分名义充值进卡的钱竟然是赌博款，“有人电信诈骗拿了钱，充值到我们提供的卡号上，再变成积分，再赌博，或者提现，这样转一手就洗一次……”

　　2022年4月，在同学被捕一个月后，丁凡选择了投案自首。记者在丁凡提供的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上看到，因其情节轻微，且有自首、认罪认罚、全额退赃退赔、取得谅解等情节，被检察院决定不起诉。

　　“我当时觉得提供银行卡没什么，并不知道这是犯罪。”丁凡后悔地说，而他的那位同学因犯帮信罪获刑。

　　在校学生成电诈组织重要发展对象

　　就这样，本应在毕业后有着美好生活前景的几名年轻人，成了电信诈骗的“工具人”。

　　那么，究竟什么是帮信罪？

　　“帮信罪即‘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’，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，或者提供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”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帮信罪是2015年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增设的3个新型网络犯罪之一，旨在从源头打击治理信息网络犯罪链条上的各类帮助行为。

　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通报，2021年以来，帮信罪案件数量持续大幅增长，被告人低龄化、低学历、低收入特征明显，在校学生成为部分电诈组织的重要发展对象。

　　毕业后暂未就业的李上源，同样卷入了一起涉帮信罪案件。

　　李上源说，因看到一则“出租微信账号，每天300元”的广告，其将自己的微信账号租给了对方使用。一天后，他准备登录回自己的微信，却被通知“因违规被限制登录”。他心里直打鼓：“莫非，这些人拿着我的微信，干了违法的事？”

　　然而，不劳而获的念头，最终战胜了理智。自此之后，李上源便开始当起了“中间商”，在多个微信及QQ群中发布租用微信账号的广告，并从每个账号中抽取50元左右的利益，而他租来的账号被“上家”用于诈骗。李上源最终获刑。

　　“把个人微信号出租给他人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，号主的行为也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如果再将微信账号转租转售他人，则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诈骗罪。”审理该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法官说。

　　为什么在校学生成为犯罪团伙的重点发展对象？除了社会阅历较少、互联网使用经验丰富、对帮信罪认知不足等因素之外，赵虎认为，“学生之间的固有社交网络”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，成为“中间人”分层级租售个人账号、构建犯罪链条的基础。

　　推进帮信罪预防及诉源治理

　　“听说有了涉案记录，我不能再考公考编了，被判刑的同学没办法毕业，学位没了工作也没了……”

　　丁凡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母亲得知自己“犯事儿”后，瘫坐在地上很久都起不来，“父亲头发大把大把地掉，牙疼上火晚上睡不着，奶奶成夜成夜地哭。”

　　案件判决后，丁凡公开发布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并创建公益群，以提醒大家警惕帮信罪。“群里有很多年轻人、在校生，有人开始只想兼职赚个零花钱，一念之差就陷进去了。”丁凡说。

　　在帮信罪案件数量不断提升、涉案人员趋于年轻化的背景下，如何推进帮信罪的预防及诉源治理？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栾广萍提示，“公民个人应自觉增强法律意识，认识到出租、出借银行卡、U盾、手机卡等行为可能已经构成犯罪”，如陷入帮信陷阱或者被胁迫、蒙骗出售“两卡”，应当第一时间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和保护，及时止损。

　　“帮信罪的犯罪手法、方式不断变化，很多涉案者对于这项罪名及其危害了解较少，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。”赵虎建议，社会各方集中强化对帮信罪等电信网络犯罪的普法宣传、案件报道和后续追踪，针对帮信犯罪人员低龄化现象突出、在校学生涉犯罪情况频发等现状，开展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。

　　作为曾经卷入帮信罪案件的涉案者，丁凡说，现在是大数据时代，银行卡、手机卡、微信号等个人账号繁多，“自己的东西一定要保护好。我们还有大好年华，别因为几百几千元，‘卖’了自己一生！”(文中部分受访人为化名)

　　陈丹丹（来源：工人日报）

陈丹丹 【编辑:叶攀】